【每周一书】《朋友、兄弟和报道人：贝拿勒斯田野研究回忆录》

《朋友、兄弟和报道人》

Kumar,N. (1992) Friends, Brothersand Informants: Fieldwork Memoirs of Banaras,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近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欧美人类学者开始把猎奇的目光从非西方的异域他乡投向自己一直熟视无睹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后工业化时代的焦点议题开始审视和反思。与此同时，从费孝通开始，非西方的人类学者在接受西方人类学专业训练之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做本土研究，已经蔚为风气。一般人会认为，本土出身的本土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和社会实践，有着独特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洞见，做起田野研究来势必轻车熟路。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朋友、兄弟和报道人》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这一本土人做本土田野研究的常识。

《朋友、兄弟和报道人》一书的作者库玛(Kumar)是一位年轻的印度裔社会人类学者。该书是她以自己在印度古城贝拿勒斯的田野研究经验为基础而写成的回忆录作品。此书的最大特色在于作者对田野工作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挫折和问题所做的翔实记录。来自印度德里的库玛选择贝拿勒斯市作为田野点。入场不久她很快发现，就语言、文化和地域差异而言，贝拿勒斯对她来说无疑是充满神秘感的异国他乡（Kumar 1992：15）。人山人海、黑压压的危房陋屋、调皮捣蛋的猴子、肮脏不堪的食物以及刺鼻的恶臭，是她初来乍到时的真切感受。在此后的几个月间，她不得不适应这个对她来说非常陌生甚至不太友好的城市。

凭借社会关系网络，库玛终于打通了当地官僚关节。然而，她始终却苦于找不出好办法来接触她最感兴趣的当地手工匠人社区。为了找寻可以成为“知情者”（informants）的编织手艺人，库玛至少经历了四次周折。她最早遇到的编织艺人与人力车夫和出租车司机来往密切，后者常常会送旅游者来编织品店购物。库玛显然不想成为给他们的生意来源。库玛第二次遇到了一位开办编织场的穆斯林商人。由于没法打消对方的疑心，她只得另找他处。库玛遇到的第三位关系人是一位莎丽传统服装的推销商。他热情地把库玛带到一个编织艺人聚集的市场。不过让库玛十分尴尬的是，他会不时地叫来编织艺人与她交谈并谈论她的研究。库玛的第四次尝试始于她的一次意外发现。两个做鞭炮生意的家庭成员刚好也是编织艺人。她受邀到其中一位兄弟的织机房去看看。然而，在一大群单身汉中间，库玛觉得非常不自在，只得把拔腿开溜了事。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库玛通过绢丝生意人的引见，在一片政府廉租房区域找到了一家编织户，一个让她觉得安心的场所。才几个星期，她就按惯例成了这户人家主人的干女儿。女儿的身份让库玛感到亲切、自然和安全，使她得以从容地进行田野研究。

这部以回忆录样式写成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反思色彩，然而库玛却没有陷入自我呻吟和对于真理和权力本质进行反复解析的后现代陷阱（她的伯克利朋友可以说深谙此道）。与《摩洛哥田野研究反思》一样，此书以令人信服的田野遭遇故事，对科学主义的客观数据收集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库玛以幽默生动的叙述，告诉读者人际交往中的“因果细节”，如：说话音调、身体姿态和表情变化都是用“严格”研究手段难以捕捉和吸纳的田野数据。同时，库玛将本地档案和田野获取材料综合使用以获得新知的方法颇有创意。库玛在田野中接触到的朋友、兄弟和报道人大都是目不识丁的手工艺匠人，而她本人却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人士。如何获得信任（rapport）并建立跨阶层的友谊，始终是一道难解的伦理谜题，不管人类学者选择的田野点是在印度的贝纳巴斯，还是美国的中西部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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